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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文學:扎根現實開新面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 於可訓  2018年07月11日07:59

湖北是文學大省,在歷史上素負盛名,抗戰時期曾一度成為全國文藝中心,在現代文學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近40年來,湖北文學更有長足發展,產生了開啟新時期文學歷史的作品《哥德巴赫猜想》,有3位作家的3部長篇小說獲得茅盾文學獎,十余位作家的多篇(部)作品獲魯迅文學獎和其他重要文學獎項。新人輩出,代有傳承。隋珠楚玉,爭奇斗絕,姚黃魏紫,各呈異彩,在當代文學的百花園中,自成一道靚麗的風景。

現實主義的沉穩求變

湖北文學向以堅持現實主義傳統著稱,即便是在新潮迭起的年代,也不失扎根現實的精神和創作態度。但湖北作家又從來不拘泥于現實主義的一些成規舊套,而是根據變化著的現實和審美風尚,在不斷調整現實主義的表現方法,所以湖北文學雖不以現代主義的先鋒實驗著稱,但卻以現實主義的沉穩求變見長。方方、池莉作為“新寫實小說”的代表作家,劉醒龍作為“現實主義沖擊波”的領軍人物,就是一個證明。

湖北作家的近期創作延續了這種沉穩求變的現實主義作風,在題材、主題和表現手法等諸多方面,都有深化和開拓。以湖北文學最受關注的小說文體而論,劉醒龍在《天行者》獲得茅盾文學獎之后,新作把關注的目光,由鄉村教師轉向文物保護領域的一群高級知識分子。這部名為《蟠虺》的長篇作品,圍繞曾侯乙尊盤這個青銅重器的得失、真偽,把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放在歷史、文化的天平上進行嚴格拷問,以人觀物,以物量人,張揚真善美,鞭撻假丑惡,是繼上世紀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之后,以文學的方式在這個日趨商業化的時代弘揚傳統人格、重建人文精神一部力作。繼《蟠虺》之后,劉醒龍今年又推出了一部名為《黃岡秘卷》的長篇新作。這部作品雖然仍在關注一種文化人格的當代傳承,但卻轉向了作者的故鄉黃岡這個獨特地域,從這個獨特地域的“地方性知識”中所蘊含的家族傳奇,發掘一種地域文化人格的成因,寫出了黃岡這個獨特地域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為鄉土文化書寫開了一個新生面。從關切鄉村教師的現實生存,到審視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和文化傳承,劉醒龍的創作近年來在現實主義深化的道路上,可謂完成了一個華麗的轉身。

在湖北作家中,方方是一個創作題材多變的作家,也是在現實主義的路上不斷求新求變的作家。由早期關注青年群體和普通市民的現實生存,到后來轉向審視知識分子的精神人格、介入湖北近現代重大歷史事件,始終在深化和拓展現實主義的表現范疇和創作方法。近期在繼反映北伐戰爭的長篇《武昌城》和反映辛亥革命的短篇《民的1911》之后,又駐足她前此時期所關切的普通人的生活領域,發表了一系列反映普通人生存狀態的中短篇小說,如《聲音低回》《涂自強的個人悲傷》《惟妙惟肖的愛情》《云淡風清》《時于此間》等。在這些作品中,方方本著一如既往的憤世態度和悲憫情懷,一面對世風澆薄、人情乖異痛加針砭,一面對弱者的生存表同情,其中也不乏世事無常、人生無奈的感慨,總之是通過普通人事,極寫社會人生的變遷,有很強的現實穿透性。

以宏闊歷史和現實為根

近40年來,湖北作家對農村社會變革,一直十分關注。早期創作多著眼于一時一地,一人一事,近期則把筆觸伸向歷史的縱深,通過一些中心人物的人生追求,把農村社會變革納入到一種社會理想的實踐范疇,或揭示一種新型人格成長的奧秘,有較強的歷史感和較大的思想深度。前者如劉繼明的《人境》,通過主人公馬垃的人生奮斗,對社會主義理想在新時期的歷史實踐,進行了深入的探索,被論者稱之為“新社會主義文學”。后者如劉詩偉的《南方的秘密》,通過有身體殘疾的主人公順哥艱難創業的過程,在一個急劇變動的社會環境中,把一種順勢而為的生存智慧錘煉成一種新型的市場人格,是上世紀80年代“能人”“新人”形象書寫的歷史延續。同樣是關注中國農村的生存現實,陳應松的《還魂記》則以荒誕的手法,通過一個鬼魂還鄉的故事,極寫鄉村社會的種種亂象,在暴露現實問題的同時,也為失落的靈魂尋找精神的歸宿。

在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家族中,歷史小說一直是湖北文學的重要一系。近四十年來,繼姚雪垠的歷史小說《李自成》(第二卷)獲得首屆茅盾文學獎之后,熊召政的歷史小說《張居正》再度獲得茅盾文學獎。在完成張居正這位明代改革家的形象書寫后,熊召政又把目光投向明元以前的一個復雜時代,近年來出版了長篇歷史小說《大金王朝》。這部三卷本(已出版前兩卷)的長篇歷史小說把遼、金、宋三個并立的王朝,稱為中世紀的“大三國”,通過描寫這三個以不同民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之間的相互征戰和取代更迭,總結了一個民族興衰起落的經驗教訓,揭示了一種通過“爭奪”的方式走向民族融合的歷史奧秘,是作者謳歌“中華民族歷史上那些推動過歷史前進的人物”的創作題旨的一個藝術的延續。

如同湖北作家的創作以現實主義的沉穩求變見長一樣,湖北作家自身的成長也以穩步發展著稱。被論者稱為“荊楚三杰”的小說家曉蘇、呂志青、曹軍慶,堪稱其中的典型。這3位小說家都有較長的創作歷史,都經歷過近40年文學由向西方學習借鑒到回歸本土傳統的曲折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這幾位小說家把西方現代小說的經驗,熔鑄于傳統的現實主義,從觀念到方法,都使現實主義在他們筆下為之一變。呂志青的創作較重知性和抽象,如長篇近作《黑屋子》等。曹軍慶通過折光性的寫實,說出只屬于他的那種真相或本質,他的創作因而較多荒誕和變形,如長篇近作《魔氣》《影子大廈》等。與這兩位作家相較,曉蘇對現實的開掘則屬另辟蹊徑。他要“從人性的角度,用人性的目光,去觀察、發現、捕捉那些潛藏在人性深處的、不易察覺的、帶有普遍性的東西。”他的創作因而要追求一種意義之外的意思和趣味,要從現實人生中榨出人性和生命的液汁。如近作《松毛床》(小說集)等。從上述意義上說,“荊楚三杰”的創作是湖北文學“扎根現實、返本開新”的一個縮影。

詩歌散文搖曳多姿

近期以來,湖北文學引人注目的另一個領域是詩歌創作。湖北是一個詩歌大省,在現當代文學史上,詩人輩出,燦若星群。近期創作最受關注的主要是從底層崛起的草根詩人,其中又以余秀華的創作最為突出。這位身有殘疾的女詩人,以她獨特的生存體驗和藝術敏感,用最直白的語言、最無顧忌的方式,書寫“搖搖晃晃的人間”,傾訴內心的傷痛,表達生命的訴求,讓無數讀者為之感動,顯示了民間寫作的魅力和生活本身的力量。

與余秀華純粹源自個體經驗的詩歌創作不同,李修文的散文集《山河袈裟》可謂是群體經驗的藝術結晶。這位兼擅小說和劇本創作的兩棲作家,以近十年來奔走于城市、鄉村、山林、小鎮、寺院、片場以及逆旅羈途的觀察體驗所得,將各色人等的生存狀態和心靈世界,都作了自己筆下的“山河”,借以表達對“人民與美”這兩尊神祗的膜拜和崇敬。該作傳承了高爾基“在人間”的創作模式,是近期湖北散文創作關切現實人生的一個藝術的確證。

現實主義是一個經典的話題,但不是一個陳舊的話題。無論是作為一種文學精神還是作為一種創作方法,都有它獨特的蘊涵和生命力,湖北作家近期的文學實踐為現實主義的新變提供了有益的經驗,相信隨著文學的發展,湖北文學將繼續求新求變,在固守“現實”之根的同時,開出現實主義文學創作的新生面。

(作者為武漢大學資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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