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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魯迅與東平

來源:文匯報 | 古耜  2019年04月03日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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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本名丘東平)是參加過海陸豐人民武裝起義、兼任過彭湃同志秘書的共產黨員,同時又是一位較早從事紅色軍事文學創作的左翼作家。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東平受黨差遣,曾奔波于福建、香港、日本等地開展工作,但更多的時間還是留在上海,參與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以下簡稱左聯)領導的文化活動。

左聯存在期間(1930年3月至1935年底),定居上海的魯迅,一直是該團體名義上的“盟主”。當時屬于左聯一分子的東平,是否同魯迅有過直接的、近距離的交往?這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找不到相關記錄。熟悉魯迅同時又是東平好友的聶紺弩,著有悼念東平的《給戰死者》一文,其中寫道:“得到你戰死的消息,正是從鄉下到城里去參加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大會的路上。”待進入會場,“只看見一張魯迅先生的畫像,釘在那紅色的幕布上——會場是一個戲院,還是五年前我們在上海看見他的時候的那樣子。”由此可間接獲知,當年在上海,東平是見過魯迅的。至于魯迅與東平是否還有單獨的接觸?甚至在魯迅那邊,能否將東平其名和其人“對號入座”?恐怕還是一個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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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魯迅和東平之間真正留下歷史印痕的,是因為一篇文章而引起的觀點爭鳴:1932年上半年,左聯與鼓吹“為文學而文學”的“第三種人”展開了激烈論辯。當時,左翼作家集體發聲,反擊“第三種人”的一些說法,魯迅也發表了《論“第三種人”》《“連環圖畫”辯護》等文章,對“第三種人”的一些論調做了有分析、有實證、也有引領的批評。是年11月,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發表了蕓生的諷刺長詩《漢奸的自供狀》。該詩的諷刺對象雖然也是“第三種人”,但內中出現了無聊的攻擊,罵人的臟話等。時任中共文委書記的馮雪峰看到這篇文章后,很是不滿,遂找到《文學月報》主編周起應(周揚),建議他在下一期刊物上公開糾正一下。不料周起應并不認同雪峰的意見,兩人竟吵了起來。于是,雪峰找到魯迅,希望他能代表左聯表示態度。對于蕓生的文風和“戰法”,魯迅同樣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是左翼作家沾染了流氓習性,有必要加以批評和糾正。為此,他以個人的名義,給周起應寫了一封題為《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的公開信,這封信隨即發表于《文學月報》。

在信中,魯迅善意地指出:“戰斗的作者應該注重于 ‘論爭’,倘在詩人則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而且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使敵人因此受傷或致死,而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斗的作者的本領。”魯迅這封信不僅批評了蕓生長詩暴露出的不良傾向,而且指出了當時整個左翼文學創作與批評需要注意和改進的地方,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價值。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專門提到此信,并將其列入干部學習文件的范圍。

然而,魯迅的公開信在左聯內部卻引發了質疑和反對之聲,這便涉及到東平。1933年2月,上海出版的《現代文化》雜志第1卷第2期,刊出《對魯迅先生的〈恐嚇辱罵決不是戰斗〉有言》(以下簡稱《有言》)一文,逐條反駁了魯迅批評蕓生長詩的主要觀點。該文的署名作者是首甲、方萌、郭冰若、丘東平。據知情人黃源后來披露:四人中,首甲是當時的左聯成員祝秀俠,方萌是阿英即錢杏邨的化名,郭冰若則是田漢的化名,唯有丘東平是以真名現身。

關于《有言》的生成,聶紺弩在寫于1941年11月7日的《東平瑣記》中,有一段被研究者迄今忽略了的記述:“魯迅發表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斗》之后,他 (指東平——引者注)認為魯迅的意見是不對的,起草了一篇質問書,拿到朋友間要求簽名。但那質問書終于并未送出。”接下來,紺弩補充寫道:“在朋友間,魯迅狂是不缺乏的,猛克(魏猛克——引者注)就幾乎不讓自己的口里有一個時間不談到魯迅。東平卻剛剛相反,幾乎沒有談到魯迅的時候。縱然談到,也只是‘把魯迅當作偶像是不對的’之類。”紺弩是左聯中人,且同時敬仰魯迅和熟悉東平,他的記述應當具有相當的客觀性與可信度。按照紺弩的記述,《有言》應該就是由東平起草,并要求朋友簽名的“質問書”。倘若果真如此,東平便是《有言》的發起人和主要責任人。至于紺弩為何把已經公開發表的《有言》說成“終于并未送出”,其中的原因是他不知詳情,還是另有隱衷?今天的研究者已難遽斷,只是這并不影響我們對那場爭論基本情況的了解與評價。

毋庸諱言,《有言》充斥著機械的二元對立的思維習慣,措辭和文風亦顯得空洞、簡單和粗暴。如不顧事實,盲目指責魯迅陷入了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陷阱”,“帶上了極濃厚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色彩”等。東平為何會寫出這樣挾槍帶棒,“左”味十足的文章?今天看來,大致有兩方面的原因:第一、左聯成立之初,立三路線仍在黨內有重要影響。反映到左聯中,便彌漫著一種動輒斗爭打擊的“左”的風氣。東平作為左聯的新人,無疑會受其影響和裹挾。加之當時的東平只有20歲出頭,身上難免帶有青年人的偏激莽撞,以及在長期嚴酷環境中形成的某種“戾氣”,這決定了他對魯迅那種公允、老到、且不乏自省意味的文字,很容易產生反感、排拒,直至上綱批判。第二,歷史上的左聯,存在宗派主義。當時,周揚對魯迅頗多誤讀,也頗多掣肘,但對東平的短篇小說《通信員》卻做了充分肯定和熱情推介,這無形中贏得了東平的好感,使他情愿替周揚站臺,進而為其認可并主持編發的蕓生長詩辯護。

針對《有言》以及蕓生長詩所存在的錯誤,當時正在上海養病,且同魯迅并肩從事革命文化事業的瞿秋白,寫了《慈善家的媽媽》《鬼臉的辯護》等文章,給予嚴厲批評:敵人誣陷我們殺人放火,而蕓生的詩和首甲等人的文章“很像替敵人來證實那些誣陷”,“是只用辱罵來代替真正的攻擊和批判”。大約是基于不讓左聯內部矛盾進一步擴散的考慮,秋白的文章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但以秋白的身份——他雖已不再是黨的領袖,但仍然是黨的高級干部——在左聯內部還是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和作用,從而中止了一些人對魯迅的挑剔與糾纏。東平等人的文章在內容上原本無足輕重,但由于它來自左翼營壘,所以仍然讓魯迅感到內心郁結和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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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平等人傷害了魯迅,但魯迅卻沒有因此就記恨東平,更沒有從個人恩怨出發,否定東平的文學創作。1934年,魯迅和茅盾應美國作家伊羅生之邀,選編“現代中國左翼作家短篇小說集”《草鞋腳》,其中就選入了東平的《通訊員》。這篇作品的作家介紹是這樣寫的:“東平,是筆名。他是一個共產黨員,曾在蘇維埃區域做過工作。這篇小說是他的第一篇,也許他只有這么一篇。在所有現代中國描寫‘蘇區’生活的小說中,這篇是直接得來的題材,而且寫得很好。”這段話盡管由茅盾執筆,但魯迅作為合作者應當看過,因此也包含了魯迅的認可。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草鞋腳》直到新時期才在國內正式出版,因而東平生前很可能并不知道魯迅對他曾有的大力扶持。倒是今天的我們,透過選編《草鞋腳》的原始檔案,不僅看到了魯迅當年怎樣做“梯子”;而且又一次意識到,有些人說魯迅是“睚眥必報,只會罵人”,實在是莫大的歪曲和冤枉。

伴隨著閱歷的增加和思想的成長,特別是由于后來同胡風、紺弩等人成為摯友,東平對魯迅逐漸有了較為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認識,隨之改變了對魯迅的態度。還是紺弩的《東平瑣記》告訴我們:“魯迅下殯的那天早上,我回到了上海,在到殯儀館去的路上碰見他

(指東平——引者注),他似乎也是剛到。他說:‘我要去買一塊白布。’他去買了,還自己寫上‘導師喪失’四個拙劣的字。”斯時的東平,字或許“拙劣”,但心卻無疑是真誠的。1938年初,東平應塔斯社社長羅果夫之約,以書信的形式,回答有關抗戰文學的一些問題,其中在強調青年作家的重要作用時寫道:“我之所以單獨提出青年,是因為……除了死去的魯迅之外,中國的老作家們看來似乎已經不能負起這個任務 (指堅決抗戰——引者)了”。這樣的判斷顯然屬于以偏概全,仍有“左”的痕跡,但力挺魯迅卻是旗幟鮮明。此后東平參加新四軍,從事部隊文化宣傳工作。戎馬倥傯之中,仍不忘光大魯迅精神。他致函胡風時,曾熱情介紹在軍中組織魯迅文藝社的情況,并希望胡風通過報刊傳遞這一消息。顯然,這時的東平同胡風一樣,早已成了魯迅精神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其中體現出的勇于否定自己,堅持從善如流的態度,很值得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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