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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誰是“沒有個性的人”?

來源:中華讀書報 | 趙曉暉  2019年04月03日09:22

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洲文學史上被稱為“世紀末”,人類社會的形態、生存方式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此時德語文壇上群星閃耀:卡夫卡、里爾克、托馬斯·曼……他們不僅為后世留下了名垂青史的文學巨著,而且也以其深邃的思考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其中,羅伯特·穆齊爾堪稱奧地利文學人物中的佼佼者。

穆齊爾與弗蘭茲·卡夫卡、馬塞爾·普魯斯特、詹姆斯·喬伊斯并列為20世紀最重要的現代派作家。他的未竟之作《沒有個性的人》也與馬賽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被公認為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巨著。這樣一部偉大的作品,今人閱讀起來卻頗多艱難,其中原因,一是該作品卷帙浩繁,二是作者使用的“隨筆體”的寫作手法。因此,不僅在德語文壇,即使在世界文壇,穆齊爾都是一個罕見的知名作家,正如英國日耳曼學家弗蘭克·凱爾莫德斷言:“穆齊爾是20世紀偉大小說家中被閱讀得最少的一位。”

要想進入穆齊爾的文學世界,就必須對穆齊爾所處的時代做一個簡單的考察。在中世紀,上帝是衡量一切人間事物的準則,人們的靈魂屬于上帝,人們的全部精神力量都投入到了心靈世界的開發,無論是世俗的物質享受還是肉體的男歡女愛都被人們普遍排斥。然而近代以來,經濟利益至上,科學理性大行其道,傳統價值和意義風光不再,追求利益最大化、滿足人的私欲成為現代人生存的全部目的,甚至是唯一目的。相比于中世紀,現代人在科學技術領域獨領風騷,在精神文化領域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馬克斯·韋伯從社會學研究的角度得出這樣的結論:現代性徒有理性化的外表,實質卻是一個任何人都拿它沒辦法的非理性過程。到了19世紀末,尼采一聲大喝:“上帝死了!”追隨上帝的先知和精英失去了精神的家園,人的生命內容及存在性質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人不再是那種以信仰為精神依托的理性和感性合而為一的生命存在,而是以利益為唯一目的的單向度工具性存在。因此,在穆齊爾所生活成長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20年代,以實證主義為代表的理性追求和以存在主義為代表的非理性主義思潮并存;在文學界,解構了傳統文學的敘事風格和理念的自然主義、象征主義、達達主義、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等輪番登場。在這樣錯綜復雜的時代背景下,穆齊爾作為一名有高度責任感的思想家,對他所處時代的歐洲精神狀況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們不是有太多的理智、太少心靈,而是在心靈問題上太缺少理智。”作者在隨筆《無救的歐洲》中的這句話表達了他的看法,他一面批判理性的獨斷,一面又努力克服近代以來主客分離的弊病。在穆齊爾看來,人類精神生活的對象可以分為理性領域與非理性領域,即感性領域,或曰“詩人的理性”。穆齊爾所努力的,就是要達到感性與理性的合流,從而給西方文明指出方向和出路。

由于現代性把人類帶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精神困境,現代工業文明出現以前普遍存在的生活意義和真理傳統受到了空前的挑戰。在各色人等匯集的大都市,一切傳統價值和觀念都化為無形,新媒體的出現催生出了城市里的大眾文化,而大眾文化的出現又把以往的藝術審美改造成了文化消費,并以摧枯拉朽之勢瓦解了千百年的傳統思想觀念和風俗習慣。在穆齊爾就讀于柏林大學期間,新康德主義正在盛行,其代表人物齊美爾認為,19、20世紀之交的大工業化社會使個人生存日益原子化和碎片化,大眾文化則淪落為為庸夫愚婦們提供娛樂談資乃至刺激感官的消費品。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異化”,齊美爾則稱之為“物化”。如此,公共生活與工業制成品一起向私人空間滲透,個人空間被嚴重擠壓,社會化大生產猶如一頭怪獸,使得現代社會的每個人都無處藏身,只能乖乖就范。這一切,也就構成了穆齊爾對“沒有個性”的哲學思考的歷史大環境。

《沒有個性的人》中的主人公烏爾里希時年32歲,仍然單身一人,事業未成。然而,烏爾里希并非無所追求,他曾經雄心勃勃地在人生坐標里尋找自己的位置,嘗試過軍官、工程師和數學家三種職業,然而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事實上,這三種職業既是作者穆齊爾自己本身的人生經歷,也是20世紀初最為光鮮體面、最能夠代表科學理性的三種職業,它們在穆齊爾的另一部小說《三個女人》中也曾出現。烏爾里希失敗的原因并非是能力不夠,而是他對“現實”的認識使然,他說:“人們贏得現實失去了夢幻”,如果屈從于社會現實,自我價值將無法實現,于是烏爾里希“不愿再當一個有前途的人了”。他變得玩世不恭,在社交生活中也顯得與外界格格不入。他的這種情況,在世俗的眼光看來,就是一個失敗的典型,于是,就連他的父親也為之著急,希望他早日出人頭地,成為一個“有個性”的人。那么,什么是有“個性”呢?這里的“個性”和個人的道德品行、性格氣質無關,而應該是以世俗的標準,實現自我價值,贏得眾人尊重的能力。在一個商業化的社會里,一個人的自我價值,主要體現在他的身價上,只要取得了經濟上的成功,自然就能贏得大眾的尊重。為了實現經濟的最大利益,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自覺地對自己的職業安排、技能要求乃至愛情婚姻等進行“合理化”的配置,人們貌似生活在一種極端的“科學理性”之下,然而人生的本義應該是“感性”,于是現代社會在拋棄了人倫的異化道路上越走越遠。

按理說,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的昌明,人類應該獲得越來越多的自由。但是,由于整個社會以經濟利益的最大化為指針,每個人都被裹挾其中,如果有人膽敢不遵守這套標準,就會成為整個社會的異類,遭到無情的打擊。小說中圖齊有一句話:“即使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生活菜肴里的鹽,上流社會說到底是不喜歡吃放鹽太多的菜的。”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只有少數人還殘存著“自我”的意識,進行微弱的反抗,烏爾里希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意識里反復玩味著現實性和可能性,以為“人們可以用它做一切事,也可以什么事也不做,可以成為一個救世主或一個罪犯”。在資本的操縱下,整個社會生活變得千篇一律,人類日益平面化,像烏爾里希這樣有精神追求的人從根本上說已經不具備與整個社會潮流抗衡的能力,他只能借助精神的力量,沉迷于彷徨之中。因而在世人眼中,他就成為無所作為的、“沒有個性”的無用之人。

與烏爾里希相對照,阿恩海姆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這是一個德國大富豪,一個富有的猶太人,一個怪人,此人寫詩,控制煤炭價格并且是德國皇帝的私人朋友”。在世人眼中,這無疑是一個成功的典范,是大眾所羨慕的對象。與阿恩海姆相似的“有個性的人”還有圖齊夫人,即狄奧蒂瑪。這是一位“才貌雙全”的女子,活躍于維也納上流社會的沙龍之中,總是能得到一大群男人的簇擁與恭維,其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然而,她并沒有什么深刻的見識,文中說:“狄奧蒂瑪的偉大思想不是別的,無非就是普魯士人阿恩海姆必須擔任這個偉大的奧地利行動的精神領導,雖然這個行動的嫉妒的鋒芒直指普魯士——德國。”作者在不動聲色之中完成了他的冷幽默,并且加上一句:“誰覺得它不可理解或可笑,誰就是虐待一具尸體。”阿恩海姆應邀主辦“平行行動”,來到奧地利,口口聲聲說是為了“使自己在古老奧地利文化的巴羅克魔力熏陶下從一個今天正從事創造性工作的文明人的計算、實利主義、荒涼的野性中稍稍恢復一些元氣”,實際上完全是借助“平行行動”繼續為自己沽名釣譽。在與狄奧蒂瑪的交往中,兩人產生了曖昧關系,這在本書開篇就有交代,但到106節,阿恩海姆深信不疑地在心里說:“一個意識到了自己的責任的人,如果他對某人傾心相愛,他最終也只可以犧牲利息,決不可以犧牲本金!”內心的獨白暴露了阿恩海姆的本色,他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理智”最終戰勝了“情感”,在經濟利益面前,愛情的神圣性蕩然無存。這樣一對被世俗社會認可的“有個性的人”,作者對他們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與諷刺。書中“有個性的人”還有很多,例如萊恩斯多夫伯爵、圖齊司長、菲舍爾經理、封·博爾特維爾將軍等人,所有這些人,無不道貌岸然,成為作者嬉笑怒罵的對象。

身處虛妄的現實社會而不自覺,或者渾渾噩噩,或者曳尾泥涂,甚至能夠如魚得水,這就是大部分人的生存狀態。這樣的人,無疑會被世俗所認可,較易成為世俗所公認的“有個性的人”。而烏爾里希的問題就在于,他認識到了社會要求的“個性”的荒誕性,認識到了這套標準對人性的扭曲,于是他拒絕接受任何一個現實世界里分配給他的角色,但他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他的兩個朋友瓦爾特和克拉麗瑟,他們同樣對現實世界感到失望,但還沒有像烏爾里希那樣絕望,他們盡管有著各自的性格缺陷或者認識局限,還仍然能夠和烏爾里希展開精神對話,在一定意義上,他們同樣是不肯盲從于這個社會潮流的清醒者。小說中值得注意的還有兩個人物,一個是殺人犯莫斯布魯格爾,他是一面鏡子,各色人等在這面鏡子面前都顯示出了自己的本性。克拉麗瑟努力營救他出獄,烏爾里希則感到“莫斯布魯格爾比他所過著的他那自己的生活與他更休戚相關”,“我們對一個行為的判斷從來就不是對這行為的受上帝酬報或懲罰的那一面的判斷”,莫斯布魯格爾引發了烏爾里希對于現實性和虛擬性的思考。而小說中的另一個人物,他的妹妹阿加特,則引導他踏上尋找“另一種狀態”的路途。阿加特拋棄了自己的丈夫,與胞兄陷入了感情漩渦,以普通世俗生活里的道德標準來看,這是一段不倫之戀,然而我們必須承認,藝術家和哲人的思考遠遠超出了普通世俗的標準。《穆齊爾散文》中作者有過這樣一段論述:“若想理解藝術,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也必須學會換一種方式思考。人們可以把隨便某種共同目標定義為道德,但卻應該在更大的尺度上允許岔路。”在《沒有個性的人》中,作者又說:“如果有現實感,那就一定也有虛擬感。”既然現實生活是如此的荒誕,無論是對殺人犯的同情,還是與妹妹的亂倫,穆齊爾探討的其實是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在穆齊爾的筆下,可能性比現實性的地位更高,他甚至提出要取消現實的主張:“要求人們獻身于思想史而不囿于世界史,要求人們去占有那永遠不能完全實現的東西并最終也許這樣去生活,就仿佛人們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本書里的一個人物似的。”

可以看出,穆齊爾是一個不安于現狀的人,他否定現實,推崇理想。而要否定現實,最適當的手段莫過于“反諷”。通觀全書,反諷的筆調隨處可見,僅就標題而言,“個性”其實就是現代社會要求所有個體都必須絕對遵守的一套符合科學理性的標準,從而實現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否則就被現實社會拋棄。因此說穿了,“個性”其實就是“共性”,所謂“有個性的人”,其實是最沒有個性的人;而“沒有個性的人”才真正是最有個性的人,這是本書最大的反諷!然而,對于已存的現實事實,穆齊爾可以毫不費力地加以嘲諷;對于理想,他卻沒有具體的方案,因此,表現在烏爾里希的追求上,他和哈姆雷特一樣耽于空想,遲于行動,但哈姆雷特起碼知道自己怎樣做才是有價值的,而烏爾里希甚至都不知道人生的價值何在,自己究竟應該怎樣去做。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個性的人》注定只能是一部未竟之作,因為人生的追問本來就是沒有答案的。當然這無損于穆齊爾的偉大,作為一位哲人式的文學家,提出問題本身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作為一部現代主義文學巨著,《沒有個性的人》具有現代主義文學的共性——淡化一切情節,甚至連時間、地點的交代都模糊不清。但是相比于其他現代主義作品,《沒有個性的人》顯得更加艱深難讀,因為這部所謂的敘事作品竟如同大部頭的哲學著作一樣晦澀。吳勇立在《青年穆齊爾創作思想研究》的前言中說:“穆齊爾已不把藝術性作為文學創作首先追求的目的,或者說,文學在穆齊爾那里不再是單純的美學成品或簡單的感情體驗的鋪陳,而是一種借助對‘可能性’的條分縷析來認識和解讀歷史的實驗手段。”此中原因,首先可能要歸于穆齊爾作為自然科學家的嚴謹和作為人文學者的淵博及深刻,他力圖把現代分裂的現象和本質、感性和理性、物質和心靈、絕對與相對等范疇重新整合統一起來。然而歸根結底,自然科學的根據還是在人文學科那里,愛因斯坦有言:“人類通往毀滅的道路是由杰出的科學家的名字鋪就的。”因此穆齊爾思考的最終歸宿還是回歸感性世界,這也是他放棄了工程師而選擇了作家職業的原因所在。他選擇了文學的形式,思考著永遠困擾著人類的哲學難題。

在寫作手法上,全書雖然采用了比較傳統的敘事形式,但最大的特點是俯拾皆是的大段議論,甚至可以說《沒有個性的人》實質上就是一部披著文學外衣的哲學探討。曹雪芹有幸,遇到了能從一般人的愛恨情仇、卿卿我我之中看出精心設計的結構,能夠體會到作者一片良苦用心的脂硯齋、畸笏叟等人;穆齊爾則沒有屬于自己的脂硯齋,于是他不得不常常自己跳出來發表議論,而他的這種縱橫萬里、天馬行空式的議論無疑又加劇了本書的難度,使跟不上作者思維的讀者視其為畏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小說寫得失去了普通讀者所期待的可讀性,難怪英國日耳曼學者斯泰恩感嘆:“對于這樣一個問題,(《沒有個性的人》)是不是一部偉大的小說,我想,至多只能這樣回答:它是偉大的,但不是小說。”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有人將《沒有個性的人》稱為被高高地供奉在文壇上的孤獨的神明。

盡管穆齊爾已經離我們遠去,那些困擾了他一生的哲學問題卻絲毫沒有得到解決。我們發現,科學技術和工業資本的結合貌似給我們帶來了過去幾千年累計起來都不能相比的巨額財富,現代文明打造出來的大都市貌似為我們提供了傳統文明無法比擬的豐富多彩的個人發展空間,但內心的空虛卻日甚一日,無聊感時時刻刻充斥在當代人的心頭。穆齊爾所反映的現代社會問題,諸如“虛無性”“異化”“工具理性”,不但依然存在,而且變本加厲,我們身處其中并且越陷越深。所不同者,只是有的人不甘屈從于現實而力圖反抗,有的人則渾渾噩噩懵然不覺,那么,誰是“沒有個性的人”?誰又是“有個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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