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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中國文學在美國:翻譯如何堅持“中國特質”?

來源:文學報 | 花萌  2019年04月04日08:35

保“己”存“異”、多發己聲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學一味堅持己見。去二元論的倫理歸宿應是中美文學交流的常態。中美文學并無優劣之分,僅認同任何一極的處理都會丟失交流本真界面。

種種數據表明,在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美國的落地研究。美國政府對中國的重視程度和對中文項目投入的力度都極為驚人,在國外中國主題出版機構、漢學家數量和研究中國機構的國家分布上,美國均位居第一,分別占總比例的21.11%、32.24%和28.49%,超越了擁有地緣和文化傳播優勢的日本。國家項目投入方面,美國從2005年的13個發展到2009年的56個,總量位居第二,僅次于俄羅斯。當我們聚焦文學“走出去”這個話題時,也需要意識到并不是簡單的翻譯出版就畫上句號,相反,翻譯質量和翻譯策略都是應值得重點探討的問題。

翻譯是一場“持久戰”

雖然美國對中國的興趣蒸蒸日盛,但鑒于中國文學譯介的臨界性,實現中國文學的世界性閱讀尚需不短時日,必定是場“持久戰”。這一結論可從中美文學交流的綜合因素考量中得出。

一方面,中國文學譯介尚處新舊力量角逐的臨界點。英語在文學、翻譯、傳播等各層面均處于主導地位,極易導致文學發展的同質化。這種中美交流的整體性失衡,盡管中國文學進入21世紀之后一直備受全球關注,被大力推介,但根本性地扭轉交流逆差尚需時間。

另一方面,從多個角度考量,中國文學譯介的美國運行市場還未成形,需時間積淀。譯者層面,專業度和收入及其社會地位的不對稱性以及文學翻譯的讀者需求量低造成大部分美國中英雙語人才不愿專事于中國文學英譯;文學代理人層面,美國整個文學代理圈對中國文學作品的低認知令代理人對中國文學英譯作品不敢下手、敬而遠之;出版層面,美國出版社常在原則和利潤間猶豫。這種矛盾的抉擇極大地限制了中國文學在美國傳播的廣度和深度;翻譯編輯層面,由于中國翻譯文學在美國文學場域中尚處邊緣,他們多以本國受眾閱讀習慣為考量,文本入侵性較強;大眾讀者層面,美國缺乏相當數量的能夠輕松閱讀和理解譯自中國的文學作品的讀者,其接受水平大概相當于上世紀初期閱讀西方作品的中國讀者。

在中美文學話語權不對等和受眾市場未成熟的雙重壓力下,中國文學譯介在美國的遇冷不足為奇。需要強調的是,文學交流的此強彼弱是歷史產物,具有相對性。隨著我國在政治、經濟、技術上國際話語權的提升和漢語國際傳播事業的深入發展,中美文學交流將進入歷史新階段——兩者無論在強弱程度還是優劣形勢上都會逐漸中和,更為多元、靈活、客觀、普世的文學風格和標準將問世。2014年,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三體》第一部的英文版在美國上市時,無論是《華盛頓郵報》、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等主流媒體還是專業書評、大眾書評均對這本作品給予肯定。根據其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流浪地球》在美國雖只有64家影院放映,單場收入超過2.6萬美元,是當周票房冠軍《樂高大電影2》收入的3.3倍。可見,中美文學交流逆差之狀正在改觀,且漸入到新的發展階段。中國文學在美國的成功譯介有待時間的磨礪。

譯介核心在于保“己”存“異”

作為一種藝術表現形式,文學傳播的是人類的是非標準以及其內心最為珍重的信念。這些是非標準和信念構成了文學作品的價值,它既普遍,亦特殊,同一性和差異性并存。同一性的重要表現之一是“真”“善”“美”的價值觀的全球共識,是中國文學實現跨域閱讀和接受的基礎。而差異性則要求中國文學既要謀求自身發展,保持獨立性,又要在傾聽他者的同時,多發己聲。

首先,中國文學要在全球文學發展放緩期謀求自我發展的新徑。

閱讀市場方面,消費社會導致人、物關系劇變,文學的消費功能日顯,嚴肅文學鮮有人問津。賀拉斯筆下的“寓教于樂”觀在當今美國文學市場被撕裂開來,前者式微,后者日繁。此外,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科技的日新月異,美國讀者對中國現實社會的好奇銳減,上世紀80年代盛行的寫實元素正失去作為“社會、歷史”的參考價值,較難引發受眾的閱讀體驗,獲取共鳴和認同,最終淪為文學閱讀市場的“棄兒”。吳赟教授曾指出:“就大部分西方讀者而言,他們所接觸的很多中國嚴肅文學都與鄉土題材、文革題材有關,都從歷史的宏大敘事展開,講述跨越幾十年的故事。對他們來說,這些類似題材的長篇小說已經拘囿并消磨了對中國文學的閱讀興趣和閱讀需求。”

文學創作方面亦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首先,寫作經驗極可能喪失獨特性,同一化生活模型的出現使作品趨于雷同;其次,作家的生活形態呈現非社群化,人際交往能力下降,失去社群的歸屬感和庇護感,創作喪失歷史和記憶的連續性,故事性恐有所損。更糟糕的是,一旦“功利至上,效率至上”的標準流行于世,美好的精神價值易受損流失。“大敘事”逐漸淡出創作舞臺,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小敘事”。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挖掘中國歷史文化變遷的富礦以豐富文本內涵,創造出故事性強且具“真”“善”“美”價值的文學佳作是中國文學自身發展的重大命題。

此外,中國文學的創作要保持獨立性,免受美國文學形而上學的影響,即,把特殊存在說成普遍存在,再把普遍存在說成壟斷存在。移居新大陸的美國人一貫飽含進取精神,重實際、重物質。美國文學是“美國夢”的文化衍生,有意無意間含攝了實現夢想所需的自主性與權威心態。愛默生曾在演講《美國學者》中呼吁:美國人應擺脫歐洲情結,走出英國陰影,自創文化品牌。很大程度上說,美國文學所倡導的普世價值和文學標準是地中海文明的包裝。中國文學需在與之交流、互賞、思辨、借鑒之時,謹防被異化,堅持走獨立發展的道路。

不少漢學家和翻譯家多次批評中國文學缺乏人物深度心理描寫。吊詭的是,是否各國文學書寫人物心理都得像司湯達、喬伊斯那般?深受史傳敘事影響的中國小說,其獨特的心理敘事真的略遜一籌?其答案不予置否。有學者就認為,中國小說更利于人物心理揭示。王成軍認為,不能因為中國小說沒有西方小說那樣的大段心理描寫而否定其價值。我們甚至可以說,這種敘事有時比一切都說穿說透的心理小說更心理,事實上某些現代小說的內心獨白、潛意識的描寫,有時反而令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難以理解。

中國文學的獨立性是世界文學健康發展的有力保障,是解決全球問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當今社會問題帶有全球性,全人類共臨,單個國家的努力杯水車薪;另一方面,文學所富含的價值與問題雖具共性,但無法通過某個單一國家文學得以全現。全球問題必通過世界各國協商解決,世界文學也須在各國、各地區文學尊重彼此特性,自身謀求發展的基礎上,得以充實與完善。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學的獨立性凸顯為中國作家創作力本身,具世界性意義。

再者,要抓緊建立中美文學交流的有效對話平臺。目前兩者交流有效度不高。美國文學的主體彈性較弱,自我立場較堅定,文學交流的自由度和包容度較小。中美文學交流應以尊重雙方主體性為基礎,承認差異性,在動態中尋求對話的切入點、共通點和平衡點,形成新型的、高效的文學對話機制。這種差異性和包容度的共在,既尊重了雙方,又保留了分歧,可長久地保證兩國文學交流朝健康方向發展。

需要強調的是,保“己”存“異”、多發己聲并不意味著中國文學一味堅持己見。去二元論的倫理歸宿應是中美文學交流的常態。中美文學并無優劣之分,僅認同任何一極的處理都會丟失交流的本真界面,兩極正當的模式亦不可取,勢必會導致雙方自說自話,低效傷神。當下,中國文學的美國譯介應把接受放在首位,覓求的是一種意義闡釋層面的倫理妥協,只要譯介本體未變,多元形式應允包容。要知道,即便經過翻譯家眾多自主改編而更易被讀者接受的莫言作品,它依然姓“中”而非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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